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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知足

我们需要改变对教育的态度

 
 
 

日志

 
 

中国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  

2016-11-01 17:30:29|  分类: 职业有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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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历经多次改革,是折子戏?是闹剧?反正就赚了一个噱头。

                                      ——写在前面   

     追逐新词是各类文书必备的技能,比如时下非常流行的“顶层设计”,事无巨细,都需要“顶层设计”一下,以示与时俱进。

    据说,顶层设计不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它只是一个工程学的普通术语,普遍认同的一个定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个工程学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大约始于十七届五中全会“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一句,胡锦涛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做了表述,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又有“顶层设计”的相关词句,从此流行开来,并首先进入政治学、经济学领域,很快便泛化到其他行业,无论是经济、医疗、教育、税收,还是养老金、车改、股市、楼市、治堵、绿化等,都要“顶层设计”一番。更有甚者,“顶层设计”部级有了,厅级跟着有:厅级有了,局级跟着有;局级有了,科室级跟着有。一层层“自下而上”的跟进,让严肃的“设计”变成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时髦游戏,仔细阅读其中的红头文本,上下级文件之间,除了称呼不同,图章不同,其他内容基本照抄,如果换个地名,完全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也是在第一时间跟进的。

回顾历史,我们的基础教育从来就不缺少“顶层设计”,不同年代、历任部长和他新晋的班子,对教育都做到了有计划,有战略,有路径,有措施,堪称完美。如果说国家“十二五”规划只是一个五年规划,完全可以搞“顶层设计”,那么,教育则未必能“套用”,毕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恒久远”事业,它有自身的特性,不可能经常性的经历“顶层设计”,它毕竟不是一项建筑工程,教育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人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基础教育的复杂性远超任何工程技术,用工程学的方法来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单凭一个概念,似有不可承受之重。说得简单些,基础教育的“施工”对象不是无情的“物件”,可以通过“施工图纸”去实现机械操作。

 “顶层设计”的“总设计师”们不是高等学府的专家教授,便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即使有基层参与者,也只是占极小的一部分。来自基层的“设计者”不可能拿出“顶层”方案,否则就成了“底层设计”。更多参与其中的“设计师”都不是基础教育的直接参与者,除了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世界视野,其“具体而微”的实践经验未必足够。由于“顶层”对“底层”的各个教育教学环节并不十分了解,“设计师”可能会居高临下,将自己置身事外,未必能将基础教育的上中下层拉到一个平面上来对话、讨论、协商、博弈。没有一个“平面”做基础,要搞“顶层设计”,往往就把“底层”甚至是“平面”架空,“顶层设计”往往就变成了缺乏平视感的“纵向设计”,成为空中楼阁。

中国基础教育的任何“意见”“方案”“标准”“办法”,都是自上而下以文件的形式颁布实施的,是指令性规划,底层只有学习、领悟、探索、实施的份儿,面对“顶层设计”,教育工作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又难免有“草船借箭”之嫌,近年来,无论关联课堂、融合课堂、空中课堂、高效课堂还是慕课、微课,乃至时下最流行的核心素养,基本来自海外,经过至少校级“顶层设计”后,就被端上了教师和学生的案头。外来的“箭”能否搭上自家的“弦”,尚未可知,一旦“箭”用完了,或因人事更替,又得重新设计草船。那些五花八门的“课堂”最终取得的成果是不是像“顶层设计”里展望的那样辉煌,尚未可知,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去深究,乃是由于曾经“拍脑袋”的“顶层设计”,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借用周老师的一句话,正所谓“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多少年来,没有人去计算从一个“顶层设计”转到另一个“顶层设计”所耗费的“成本”,我们花在教育教学上的“改革成本”,就像“改革成果”一样,无法算计,或可忽略不计?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不停的进行的教育改革,即使不是在否定,也是在扬弃(否则就不叫改革了),之所以要“弃”,说白了,是从前改得不好,现在需要在原件上打补丁,可惜的是,几十年来,这些热闹的补丁太密集,打得也太过于频繁,让人看不见原件的本色了,由此,“改革”便渐渐失去了底层关照,失去了民心。我们追随“改革”的步伐,就像大妈们追剧一样,看过了一集又一集,追过了一部又一部,印象深刻的总是寥寥。“缺乏底层参与的顶层设计很有可能变成为少数人利益的设计,貌似从更高层次上助推改革,实则让改革陷入困境。”(2012514日 《新华每日电讯》)

十四年前,国家推行“新课程标准”,从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师的业务培训到学科设置、教材改版再到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出师未捷”,效用未验,又改弦更张,现在,终于从“素质教育”转移到了“核心素养”(始于美国,热烈于欧盟,西方至今无定论),基础教育跟着西方的“进”,很容易因为不服水土而半途而废。我们不知道即将颁布的“新新课程标准”对刚过去十四年的“新课程改革”是怎样的一种扬弃。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高考改革,正是始发“顶层设计”,本欲减轻学生负担的“新高考”,为何遭到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普遍质疑?甚至连各大学都普遍感到“困惑”“迷茫”?说白了,某些来自顶层的“顶层设计”不接地气。基础教育是一项兜底的教育工程,它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而不是“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基础教育真的能做到“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那还要高等教育、在职教育干什么呢?“为学生全面发展”不分文理科,贪的就是这个“全”。既然贪“全”,何来减负?再说了,“顶层设计”未经任何“临床检验”甫一拿出,就实施,万一有毒副作用么办?浙江省的“新高考改革”产生的毒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不适人群正在那里呻吟着。好在浙江省自觉的进行了这场即将在全国铺开的“教改”,算是为其他省市义务当了一回“临床试验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汉·王充论衡》)历史上,很多大获民心的成功改革,并非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尊重大众的首创精神得来的,底层创造了好的经验做法,顶层加以认可,予以合法化,加以完善推广,才能成为“顶层设计”。(新华网)

“顶层设计”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决定性”作用,让底层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必要性和实践性,过分依赖顶层设计,容易让人罹患“顶层设计依赖症”。“顶层设计”整体关联的特质,抹去了地区差异性和校际差异性,“江山一笼统”的格局让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衔接出现断裂甚至脱钩,未必能达到“围绕一个核心”的最初设计效果。“顶层设计”由于要求含糊、目标高远、步骤繁琐,成果前置等,同时抹杀了区域差别,未必具备实践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是现阶段无法根治的顽疾,不同区域的学校、同一区域不同层次的学校,不可能按照“顶层设计”获得共同的结果。北京的“顶层设计”跟河南的“顶层设计”有质的不同,省级示范学校和市级示范学校的设计目标也会不同。不消除区域差异、校际差异,不废除先行高中招生制度,不实现均衡发展,“顶层设计”最多也是水中花、镜中月。也许,承认区域差异,承认教师的教学主动性和主体性,尊重教师的智慧和创造,放手让教师去探索教育教学之路,比闭门造车的“顶层设计”来得更有效。孔子在底层兜底教育的基础上经过实践自行或他行总结出来的“设计方案”沿用了两千年,比时下的“顶层设计”有效用得多。

站在高端的角度,即使不是为了跟风(各行各业都有此类毛病),的确是出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才制定了顶层设计,教育教学改革也未必会因为“顶层设计”而被彻底推动,从此旧貌变新颜。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面向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教育改革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教育需要“顶层设计”,这个设计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建立起来了,除了解读、细化,我们的重点更应该放在实践上,而不是跟随西方或政治的脚步去重新设计。

“顶层设计”没有那么大的玄机,它不是主观意志的膨胀,也不是行文时髦的必需。先入为主的“长官意志”,无论如何设计,最后有可能变为一纸空谈。不说跟随政治的脚步,单是西方教育那一套东西,未必就服中国的水土,生搬硬套的“理念”,即使如何先进,召开再多的培训会、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一旦失去了可操作性,设计的是一套,实施的是另一套,“顶层”就只赚了个噱头。

中国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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