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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酸酸的梁斗士(一家之言)  

2016-11-30 11:38:05|  分类: 笑里藏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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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要去鄙视一些人,从人家的事业,到人家的家庭,摸不着来由就得奚落一番,用“瞧不起”的态度去证明自己的高大上,不愿与之同侪。很多愤世嫉俗、大义凛然的人,都曾经高调的否定过别人,而不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比如梁启超。

说到梁启超,就不由的想起了徐志摩。这位18岁就参与“百日维新”,23岁发起“公车上书”的斗士,是徐志摩的老师兼证婚人,他对待爱徒的婚姻,同样表现出了“性情刚烈,率真诚挚”的斗士秉性。

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与林徽因一见钟情(很多男人是见不得女人的,尤其是优秀的男人,更见不得他认为的美女),便一纸休书“罢免”了有孕在身的发妻张幼仪。恩师梁启超闻讯后,怒不可遏,去信严苛,但徐志摩情意笃定,抛出一句“情”回绝了恩师:“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最终因林徽因父女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徐未能修成正果,林徽因顺手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失恋”的徐志摩并未因“不得”而认“我命”,转而追求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

陆小曼痛饮了徐志摩爱情的鸩,很快与王庚离了婚,不久,1926年七月初七“情人节”,陆徐二人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早有准备的证婚人梁启超霍然而起,愤然宣读了已成定稿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当时各报登载了梁启超的演讲效果:梁一曲罢了,“新人及满堂宴客无一不失色”!

梁启超直取二人“软胁”,可谓入木三分。事后证明,梁铿锵的文字,颗颗击中徐志摩的未来,无一脱靶。

抱得美人归的徐志摩还是诗人,做诗人,就得有追求,他怎么可能做到“从一而终”?他还得续写他的爱情传奇。唯一可惜的是,鸿篇巨制尚未完成,故事却在19311119日戛然而止。当天,这个诗意的再婚男人为了去听“前情人”林徽因的一场建筑学报告,免费搭乘张学良的专机济南号,赶往现场,谁料飞机失事,机毁人亡。他留给张幼仪、陆小曼和林徽因三个女人的,除了一生的伤痛,和“未完待续”的婚姻,就是一堆未来得及整理的凌乱诗稿。

我们很难猜想,如果徐志摩的生命不止于36岁,而是86岁,甚至更长,他的爱情传奇和婚姻故事,会是怎样的,他会不会在再婚后再再婚,再再再婚,就像张大千,或者像郭沫若,他们仿佛不并不清楚“夫”的写法是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副担子,只知道“妻”的写法:随时随地把女人牢牢的抓在手里。他们的心里到底藏着多少份“两情相悦”,需要献给谁,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把“爱情”当事业去追求,生命不息,追求不止,他们的一生,不是在追求的女人身边,就是在追求女人的路上,大约老来都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孩子。

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徐志摩,而是他的证婚人梁启超。虽然在徐志摩的婚礼现场,梁启超大刀阔斧的吐槽了那段并不被他看好的徐式婚姻,而且,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徐志摩跟谁都难得“白头偕老”,但这并不能说明恩师一定就有先见之明,能料事如神。梁启超也是凡人,不是神明,因为他,也未必能做得很好。

在婚姻生活中,梁启超是最倡导一夫一妻制的,决定将这个“婚姻(家)法”进行到底,他看不惯徐志摩的做派,大约就是受了自己立的这个“婚姻(家)法”的影响。可是,完美的宣言未必有完美的结果。1901年(徐志摩时年5岁),结婚六年、育有一女的梁启超与原配李蕙仙终于等来了长子梁思成降生,怎奈梁思成身体单薄,革命斗士也希望家有男丁可续香火,为了香火旺盛,两年后,梁启超便静悄悄的纳娶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果然不负厚望,一连给梁启超生六个子女。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尊严,让人闭口,他要求这些孩子称王桂荃为王姑娘或者是王姨

1924年,发妻李蕙仙病逝,五年后梁启超亡故,二人合葬于北京香山。他把孩子们全都留给了“王姨”,梁家子女在王桂荃身边长大成人,成栋梁之才。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完成了她没名没分的尴尬一生。为纪念这位仅有“侍妾”身份的亲妈,有情有义的梁家子女们在梁李合葬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而不是迁坟),在树前立碑,算是替父亲给了这位出身卑微的平凡母亲一个名分。

我们不知道梁启超去世前,是如何向“侍妾”王桂荃“托孤”的,也不明白,发妻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为何不将王桂荃“扶正”,只知道,孩子都很懂事,他们尊崇父愿,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这两个称呼,在孩子们看来,是非常亲切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妻妾看来,也“正当名分”,但在梁启超看来,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毕竟他要秉持“一夫一妻制”。

从梁启超为了续香火纳妾又不许孩子喊“妈”,再到他以证婚人身份给徐志摩的婚姻发布檄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任何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惯常的采用了同一老把式:即使事不关己,也绝不高高挂起。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会轻易饶人。对比自己的婚姻,梁启超先生是不是也存在口中鄙视源自心里泛酸的嫌疑?或许他也未必仅把王桂荃当成续香火的工具,心底还是存有爱意的?但他最终没敢得到徐志摩般的轰烈,他对青出于蓝的弟子作“如是说”也是情有可原。

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别人得到;自己得到的,更不想别人得到,是人固有的劣根性,按照卡耐基的说法,这是人性的弱点,无法修复的。果真要将人区别开来,那就是,有的人喜欢腹诽怨嗟,有的人喜欢信口开河。当然,梁启超是一代伟人,不在我们评述之列。

其实,他人想怎么做,是他人自个儿的事,根本就不干卿事。日常生活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你鄙视他人,往往是自己没有得到,心里泛着酸。而这些,与身份、阅历和岁数无关。

所以,不必为梁启超的证婚檄文叫好,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不做斗士,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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